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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大多数朋友脑海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后的近150年间，唐王朝一直在支离破碎的处境中支撑，直至在公元907年被正式终结。

那么。唐王朝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藩镇离心力过大、实力太强吗?结合一位“另类”节度使的特殊经历，也许有助于我们得到更全面的答案：

他的藩镇，是令唐朝廷谈之色变的“河朔三镇”之一;当初为了夺取节度使之位，他曾弑父杀兄、穷凶恶极;十余年后，却洗心革面，主动放弃一切、孤身求死;在退位之前，他将所统领藩镇的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只为了帮助朝廷顺利接手;然而在他死后，朝廷却以拙劣的应对方式，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此人就是唐宪宗后期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

时代背景：藩镇割据的鼻祖——河朔三镇的由来

藩镇又称军镇，其最高统帅为节度使。早在唐睿宗时期，唐朝就在各州设置了节度大使，但赋予的权力比较有限;到了开元年间，为了在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更有效的经略外敌，唐玄宗在北、西、西南三大方位设立了数个军镇，并且大幅提高节度使的职权，让他们全权负责辖区内军事、财政、监察等各项事务。

这种军、政、民合一的体系，赋予了军镇强大的战斗力。在安史之乱前，边境的九大节度使汇聚了全国的精兵强将，对周边政权保持了有效压制，并让唐王朝的实控范围延伸至中亚地区：“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这也正是开元盛世得以实现的前提。

但这一制度也是柄双刃剑：掌控得好，是进攻的利器;反之，则会伤及自身。公元755年，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反叛，几乎将强盛富庶的唐王朝付之一炬。历时近八年，唐王朝才暂时度过危机。

但这一胜利是妥协的产物，为了安抚河北军镇，唐王朝任命叛军降将张忠志(赐名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它们并称河朔三镇，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不用向中央缴纳税赋，可以自任官员，甚至节度使之职也实现了家族世袭：

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即长子继承父业，但麾下武将夺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同时，当初为了对付叛军，在统治腹地也陆续出现了大量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规模不等的军镇。不过在大部分时期，大部分军镇都处在唐朝廷掌控之下，不仅按时按量缴纳税赋、由朝廷任命官员，还要听从朝廷的调派执行军事任务。

出于对权势的渴望权力，刘总趁乱弑父杀兄

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全面收回河朔三镇念念不忘。公元781年，唐德宗利用藩镇打藩镇，最终却迎来了三镇及淄青、淮西的联手反叛;公元783年，朝廷军队发生了泾原哗变、占领长安，削藩之战由此停止，其后唐朝廷不得不对藩镇多事姑息。

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继位，决定继续祖父的事业。公元809年，趁着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其长子王承宗抗命自立之机，唐宪宗派宦官吐突承璀率各军镇挥师讨伐。当时的平卢节度使刘济并不愿意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也主动率军从背后攻打王承宗，并亲自夺下了饶阳、束鹿两城。

刘济在前线时，任命长子刘绲为副节度使，留守幽州负责各项事务，次子刘总则担任瀛洲刺史，这也符合上文提到的“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的老规矩。但刘总可不是泛泛之辈，他为人“阴贼险谲”，不仅极有心计，而且野心勃勃，对于节度使这一土皇帝之职觊觎已久。

公元810年七月，在面对多方压力之下，王承宗主动向朝廷示好;而唐宪宗则担心把各军镇逼成一股绳，也顺势见好就收，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并加封刘济为尚书令，以表彰其对朝廷的忠诚。

刘济撤回后前往瀛州驻扎，并让刘总暂任行营都知兵马使(掌控军府兵权的职务)、屯兵饶阳。不久后，刘济卧病在床，刘总决定抓住兵权在握的时机、攫取军镇大权，其手段之成熟、狠辣，令人不寒而栗：

首先，他派人假装从长安前来，忽悠病得迷迷糊糊的刘济：“我在长安城打探到一个消息，由于您之前讨伐王承宗出工不出力，皇帝龙颜大怒，已经决定任命副大使刘绲为节度使。”

第二天，刘总又命人向刘济如此报告：“前来颁布任命状的朝廷使者，已经抵达太原了!”这还没完，他让人在军府边跑边喊：“颁送节度使旌节的朝廷使者已经过了代州啦!”对于这一爆炸性消息，全军将士深表震惊，一时间不知所措：“举军惊骇”。

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会认为刘绲在暗中勾结朝廷。对此信以为真的刘济怒不可遏，他下令把刘绲的几十位亲信悉数诛杀，并命他本人立即前来行营领罪。下达这些命令后，刘济仍旧气闷攻心，一整天都没进食;到了晚上，他感觉口干舌燥，便让人送水;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亲儿子刘总竟然偷偷在水中下了毒。

没过多久，刘济就因病、毒、怒交加而死;而老大刘绲还不明就里，正乖乖地按照父亲的命令日夜兼程赶来。当他走到涿州时，刘总诈称父亲的口谕，命人将其乱棍打死。

就这样，在除掉父亲、大哥之后，刘总如愿夺取了卢龙节度使之位。

饱受精神摧残，万念俱灰的刘总归还军镇，并留下两道建议

在封建时代，面临绝对权力的诱惑，这种毫无人性、对至亲挥动屠刀的恶性事件并非个例，在那些礼崩乐坏的社会动乱期尤为常见(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大部分大部分野心家对此不仅毫无悔意、洋洋自得，甚至还以“无毒不丈夫、兵不厌诈”等说辞来为自己开脱。

但刘总是个特例。不知是由于胆小还是内疚(显然不可能胆小)，自从夺取节度使之后，他常常惊恐不安，多次梦到父亲和大哥的鬼魂前来找自己索命。为此，他刻意供养了几百位僧人，让他们日夜为自己念经拜佛;每次处理完公务，他绝不从事任何娱乐、消遣活动，立即返回，与这些僧人们吃住在一起;万一因特殊情况不得不外出，他一定会被吓得彻夜难以入眠。就这样，在精神的折磨下，他日夜魂不守舍、逐渐憔悴，对朝廷的态度也空前温顺。

但大唐朝廷这段时间可忙得热火朝天。公元815年，唐宪宗对深处中原腹心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动手，即使面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名臣裴度被伤等一系列暴恐活动，他仍毫不退缩、持续用兵。这样的坚持换来了回报：朝廷军队逐渐占据了主动;公元817年10月，李愬风雪入蔡州，以破袭战端掉了吴元济的老巢，历时数年的平淮之战以朝廷获胜落下帷幕。见识到唐宪宗的决心后，之前还桀骜不驯的成德、淄青、宣武等藩镇相继归附朝廷。

而这样的局面，也促使刘总下定了决心。公元821年，他上奏朝廷，请求让自己弃官出家，并请朝廷赏赐卢龙将士钱百万串。唐穆宗(唐宪宗已于公元820年驾崩，原因见后文)自然表示欢迎，于是改任刘总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封侍中之职。

刘总则向朝廷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首先，把辖区一分为三：幽州、涿州、营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州、蓟州、妫州、檀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州、莫州为一道，请求任命自己的妻族卢士玫为观察使。

其次，把麾下那些生性悍勇、常人难以驾驭的将领一股脑的送往长安，请求朝廷酌情提拔。

在完成上述安排后，刘总再次请求朝廷让自己出家，并且把自己的私宅改为佛寺。唐穆宗则如刘总所愿，将其赐法名大觉，将其私宅命名为报恩寺;同时，他让使者带着天平节度使的节钺、紫色僧服前往幽州，让刘总自行选择。

但刘总早已做好了抉择：三月，在诏书还没下达时，他已经自行削发为僧、准备离开兵府;但由于其颇得人心，手下的将士们甚至对其强行截留。此时他再度体现出了狠劲：杀鸡儆猴，把那些带头的十多人悉数诛杀，震住了众人;当晚，他丢下印玺、节钺逃走，不久后，只身死在定州境内。

刘总的高明建议、却迎来朝廷的低级应对，藩镇割据反而变本加厉

刘总退位前的一揽子建议，乍一看好像有私心，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行政区划上，为了避免卢龙势力过强难以控制，他建议将其分而治之。这样的话，即使有部分势力心怀不轨，但也会孤掌难鸣，颇有些李世民当初“众建诸侯而少力”的思路;

行政长官的安排上，他之所以张弘靖镇守核心幽州，是因为此人担任河东节度使期间，为政宽简、深得人心，毗邻的卢龙地区将士对其早有耳闻、心存仰慕，若由他替代自己，有助于稳定人心，实现权力顺利过渡。而让卢士玫管理瀛、莫，是为了让本地派占得一席之地，以免因心理落差过大出现强烈反弹;

将强悍有力的本地将士送往京城，则有两层目的：其一，加强中央军队的实力、削弱卢龙军队的战斗力，实现“强干弱枝”的目的;其二，请求提拔那些悍将，则是为了体现朝廷对藩镇人才的信任，弥补卢龙与中央分割数十年而形成的的心理隔阂。

甚至他当初请求赏赐卢龙将士，也是出于替朝廷收买人心的目的。

这些釜底抽薪般的建议，无不体现刘总对藩镇割据现状的深刻理解，这才是藩镇割据者的视角、这才是真正的决心归顺朝廷!

而接下来朝廷的应对，则也体现了上述建议的正确性，不过却是一种完全反面的形式：

首先是皇帝本人的问题。唐宪宗的平藩行动初见成效，继位的唐穆宗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卢龙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饮酒作乐，将这件大事交给了宰相们;

其二，宰相们的问题。一朝天子一朝臣，名臣裴度早已被罢免，管事的宰相崔植、杜元颖则毫无战略眼光，他们一心想着加强朝廷的势力，于是强硬的仅将瀛、莫留给卢士玫，其他地区则全部划给张弘靖;本来1:1:1的格局，现在变成了2:1，这一动作体现出的戒备心理，让本地派极为不忿;

其三，被送到京城的朱克融等悍将长期没人搭理，甚至窘迫到借衣讨食的地步。他们每天到中书省去请求授予官职，崔植、杜元颖均置之不理。待到朝廷正式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后，更是勒令朱克融等人打道回府、为张节度服务，这些悍将无不怨怒异常;

其四，卢龙人发现了张弘靖的优点，却没看到他的缺点。几十年来，历任卢龙节度使向来不畏严寒酷暑、与士卒同甘共苦，当地军民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领导方式;而张弘靖上任后，却一副傲慢华贵的官老爷架势，让人用轿子太子初入军府，让卢龙将士看得目瞪口呆。

这还不算，张弘靖每隔十天才露面一次，本地官员、将士很难有与其交流的机会;而替他负责军政事务的亲信韦雍等人，则大多年少轻浮：“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与淳朴、简单的幽州人格格不入;

此外，唐穆宗赏赐给将士们的一百万串钱，却被张弘靖截留了二十万;韦雍等人不仅克扣兵士粮饷，还动辄以“反虏”相称，并施以重法;甚至还大肆嘲笑将士们没文化：“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

就这样，多种因素之下，卢龙军民的怨气正慢慢积累，缺的就是一个导火索，但这并不需要太久。七月的一天，韦雍外出时，一位骑马的小将不小心冲撞了他的队伍。架子大的韦雍相当不高兴，下令将这个小将拉下马来，并计划当众棒打。而河朔三镇的将士们向来没受过这种羞辱，因此拒不服从。韦雍无奈，只得报告张弘靖，后者却不问青红皂白小将拘捕治罪。

当晚，各营士卒联合哗变作乱，将校无法控制;他们冲入节度使府邸，掠夺财产、妇女，并把张弘靖扣押起来，幕僚韦雍等人则悉数被诛杀。

第二天，冷静下来的将士们向张弘靖请罪，并表示愿洗心革面，继续做其部属。但如此三番五次，张弘靖一直不发一言。这种态度，却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卢龙将士们迎回幽州老将朱洄，拥戴其为统帅;后者以年老多病为由，将这一重任让给了他的儿子——满怀怨气从长安返回的朱克融。(这一事故的第一责任人张弘靖，则被卢龙将士们释放)

消息传来，唐朝廷束手无策，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只得暂时承认了朱克融的地位。没多久，成德军也发动叛乱，将领王庭凑掌握了实权;第二年，魏博兵马使史宪诚也成功鼓动军士骚动，逼死节度使田布，自掌大权。对这一系列的叛乱，大唐朝廷无力应对，只得承认了现实，就这样，归附不久的河朔三镇再度脱离了朝廷的掌控，唐宪宗时期的努力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进一步加剧了藩镇军民与朝廷的心理对立，使得割据的局面更加恶化，直至覆水难收。

刘总费尽心机，以对藩镇情况的掌握、对军民心态的了解等角度，提出了直指问题核心的建议，试图为朝廷掌控卢龙铺平道路，但最终却被主政官员的昏庸无能、简单粗暴付之一炬;若他的建议有一条被采纳，事态都不止于发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一过程，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唐朝廷官员的无能，以及中央与藩镇军民的互不信任，当时唐朝廷的腐朽，早已不可救药：

出于对藩镇的不信任，当初唐德宗时期，已经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而唐宪宗的平藩战争中，更是进一步将统帅禁军及藩镇军队的权力悉数交给了心腹宦官吐突承璀;

而由于这些非专业人士的掣肘，其后的军事行动虽占据数量优势，却屡屡受挫，白白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在名臣裴度、名将李愬及无数将士的努力与牺牲下，平藩行动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此后的唐宪宗自以为功德圆满，逐渐放弃进取心、开始骄奢淫逸，裴度等人被罢免后，溜须拍马、华而不实的官员得到重用，唐王朝的政治再度混乱不堪;

公元820年，信仙好佛、日渐暴躁易怒的唐宪宗被不堪被其责打的宦官毒死，三儿子李恒被扶上帝位，是为唐穆宗;此后的历届皇帝，均为宦官集团控制，政治越发不堪(后来还发生了“甘露之变”这样的事件);

经济与民生方面的形势同样严峻。唐德宗时期，为了应对巨大的军费开支，首次实行了两税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改革逐渐变味，贪婪的官员们其后又巧立名目设立“间架税”、“除陌钱”等等，甚至连茶叶也要收税，在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之下，唐朝百姓逐渐步入苟延残喘的悲惨境地。

而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不被朝廷掌控的藩镇，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能有更好的处境。这就是弑父杀兄的刘总深受卢龙军民爱戴，朱克融、史宪诚等人一呼百应的客观原因。

河朔三镇的归而复叛，代表着唐王朝的藩镇政策正式失败。到了唐武宗时期，形势虽然一度改观，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根深蒂固的制度问题。几十年后，黄巢、王仙芝起义成了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藩镇实力进一步增强，各自为政已成了普遍现象，唐王朝已名存实亡。而到了公元907年，掌控中原的头号军阀朱全忠篡唐立梁，曾经辉煌的大唐王朝正式覆灭。

所以大唐灭亡这口锅，应该由谁背?